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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下自己心度嘅事情……”

诗中连续使用

“噈喺”“啫”“嘟想”

等粤语口语词，将日常对话的随意性转化为诗歌的直接性。这种不加修饰的语言风格，如同岭南的阳光般炽热直白，消解了传统诗歌的距离感，使读者仿佛置身于诗人的私人话语空间，真切感受到其渴望表达的迫切心情。

然而，这种自由表达却遭遇现实的阻力。“我嘟知，家阵阴谋论肆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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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家冇边个冇得篱笆……”

诗人敏锐地捕捉到当下社会中无处不在的语言审查与话语霸权。“阴谋论”

与

“篱笆”

的隐喻，暗示着语言表达的空间被无形的权力结构所规训。当粤语诗被贴上

“争夺话语权”

的标签，方言书写的纯粹性被政治化解读，这种来自外界的暴力评判，恰如本雅明所说的

“语言的堕落”——

语言不再是思想的载体，而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。

三、语言冲突背后的身份焦虑与文化认同

方言的式微本质上是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具象化表现。在

“煲冬瓜”（普通话）的强势语境下，粤语书写常被视为

“小众”“非主流”。诗人以反讽的口吻写道：“我噈算系用粤语字写下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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嘟要评论我同‘煲冬瓜’\/

争夺乜鬼、乜物话语权”，辛辣地批判了语言中心主义的傲慢。这种将方言与普通话对立的思维模式，实则是对文化多样性的粗暴简化。

霍米?巴巴在《文化的定位》中提出

“混杂性”

理论，强调文化身份并非固定不变的本质，而是在差异与碰撞中不断重构。粤语诗的存在，正是对单一文化身份的解构与超越。它既保留着岭南文化的根脉，又以开放的姿态与主流文化对话，展现出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包容性与生命力。

四、方言诗学的未来图景与创作启示

树科的粤语诗为方言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。首先，方言书写应突破地域限制，在保持语言特色的同时，融入普世价值的表达。正如艾略特在《荒原》中使用多种语言进行创作，方言诗亦可通过跨文化的叙事策略，使地域经验获得更广泛的共鸣。其次，方言诗学需要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，从语言学、文化学等多维度深入挖掘方言的诗性特质，摆脱被边缘化的困境。

在数字时代，社交媒体为方言文学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。粤语短视频、网络方言诗歌社区的兴起，证明方言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未来的方言诗学，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，打破时空界限，让方言诗歌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、地域与世界的桥梁。

树科的《我噈喺想讲白话》以朴素而坚定的姿态，完成了一次方言诗学的宣言。它提醒我们，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，方言文学的坚守与创新，不仅关乎语言的存亡，更关乎文化多样性的守护。在这个语言趋同的时代，方言诗人们的创作实践，恰似点点星火，终将汇聚成照亮文化多元性的璀璨星河。